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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农耕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朱允熥很清楚，随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推进大明变革，大明大跨步走进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必须要适用时代的发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现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审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审判为主，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大理寺的官员，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条之人，他们担负其这个责任，也十分合适。

    朱允熥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细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谨慎，不可量刑过重。”

    “另外，以罚代刑，交钱免予处罚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罚钱者，直接判决罚款即可，但罚款与刑罚不能两相抵消。”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交钱，就可以免予刑罚。

    比如，偷盗了二十两银子的财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两银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杀人案，造反案等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钱免罚。

    这一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当然，比起汉朝，大明已经好多了。

    汉朝甚至有不少官员被判了死罪，交一笔钱后，便免罪了。

    大明已经对很多交钱免罚的范围进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还是可以交钱免刑。

    在朱允熥看来，这实在太荒谬了。

    法律真成了有钱人的法律。

    这一条，非改不可。

    杨士奇轻轻点头，道：“太孙殿下想得周到，此项确实该废除了。”

    眼下大明国库又不差钱，以罚代刑，毫无必要。

    但罚款又是必须的。

    有些罪，只能罚钱，也必须罚钱。

    姚广孝亦轻轻点头，道：“如此安排甚妥。”

    “还有都察院。”朱允熥目光内精芒一闪，道：“都察院亦要大改，原来的职责主要作为三法司之一，监督办案审案，日后只作为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察百官。”

    “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之权。”

    “对于官员违反朝廷法令，品德低劣等诸多行为进行监察，派出监察御史巡视天下。”

    在朱允熥看来，都察院是非常有用的监察机关。

    一方面，都察院皆是文官，从上到下，朝廷所有官员对于都察院监察，并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天下官员的接受度很高，由他们对官员进行监察，名正言顺。

    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些人只是言官，且没有除监察之外的任何实际职务，所以哪怕他们掌握了监察大权，也不可能威胁到皇权。

    说白了，都察院的御史，在外面见官大三级只是表象。

    皇帝要杀他们，就如同杀一只鸡一样的简单。

    这与杀武将，或杀其他手握实权的朝廷大臣，都是不同的逻辑。

    为什么有明一朝，皇帝仍然不是特别愿意重用都察院，反正更喜欢用厂卫呢？

    究竟根源，自然是皇权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对都察院言官的控制力太弱，远远不如厂卫。

    言官们动辄用“死谏”来威胁皇帝。

    皇帝当然不可能喜欢这些人。

    但即使这样，哪怕经常与皇帝对着干，但历经许多个皇帝，都察院监察百官的权力却始终没有被废除。

    因为皇帝心中也很清楚，尽管这些言官经常与自己唱对台戏，他们仍然是监察百官最适合的人选。

    都察院的言官，可以跪在朝堂外面说：“皇帝，你今天必须要按我说的办，不然我就跪死在这里！”

    让皇帝下不了台。

    但朝臣们对这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对皇帝而言，也只是面子上的难堪。

    如果换一个武将，或者哪怕换一个有实权的大臣，做同样的事情，那就真要天下震动了，皇权都可能因此而陷入风雨飘摇中。

    言官监察百官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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