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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黄子澄案审而未定的时候，也是朱允熥权力最危险的时候。

    但等到后来案件尘埃落定，又利用其收满朝文武之心，危机就化解于无形了。

    举报制，密奏制的建立，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大臣的监管，朱允熥的权力，前所未有的强化。

    其三则是大明日报的舆论引导，将原本由读书人掌握的话语权，夺到了自己手中。

    这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以往朝臣和皇帝之间的“较量”，总是离不开舆论的支持。

    那是读书人的主战场。

    即使是皇权，也往往要避免去硬碰。

    但自大明日报成立之后，舆论的主导权，就渐渐转到了朱允熥的手中。

    用朱孙的话说，舆论并不天然属于读书人，而是属于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

    只不过，从前读书人掌握话语权，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代表”了天下百姓。

    太孙殿下利用大明日报，发动百姓，让朝廷直接和百姓对话，而不是通过读书人从中去转述，从而剥夺他们的舆论引导权。

    第四则是大明银行成立后，带来的丰厚财力。

    无钱寸步难行。

    若是朝廷的财政上没钱，大臣们也会借此来“要挟”皇帝，分享“皇权”。

    对此，老朱是深有体会的。

    当初用胡惟庸，并能容忍他那么长的时间，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胡惟庸在当时能帮老朱当好大明这个家。

    简单点地说，就是胡惟庸能搞钱，能平衡国家的财政开支。

    基于这一点，老朱才忍他那么久。

    要不然，根本不会让胡惟庸的势力壮大到那等田地。

    但这也说明一个巨大的弊端。

    即皇帝不能在财政上依赖某个大臣，靠某个大臣去解决财政问题。

    否则，皇权就有不稳的危险。

    以上四点，是朱允熥能大权在握，稳于泰山的关键。

    朱孙在信中总结说，是枪杆子，笔杆子，制度建设和财政支持！

    四者加在一起，权力自然稳固。

    其他诸如探听司之类的，只能说稍稍起到一些辅佐作用。

    老朱对朱孙的分析十分认可。

    但在老朱看来，朱允熥仍然有不足之处，那就是自己的亲信人马还太少，威望仍然不够高。

    说到底，权力仍然来自人心。

    下面的人听你命令，你才能有权力。

    要不然，所有制度，所有技巧，阴谋，手段，都是白搭。

    身为开国之君，朝廷的勋贵将领都是老朱一手带出来的，大臣都是他提拔使用的。

    老朱自然没有亲信人马太少，威望不够的问题。

    不客气地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亲信，威望更不用说。

    但朱允熥不一样。

    除了姚广孝，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一手带出来的亲信，其他的人，都是敬他太孙殿下的身份。

    新军将士也许不一样。

    但新军将士的根基毕竟太浅了。

    朝廷内的很多事，也不能全靠武力解决。

    打天下和治天下毕竟不一样。

    朱允熥要江山太平，也不可能再去打一次天下。

    威望的话，则有点说不清。

    虽然天下都在传诵太孙殿下之名，看起来，他的威望是如日中天。

    但正如朱孙在信中所言，这种威望很浅，一旦发生什么重大变动，就很容易骤然改变。

    不像老皇帝的威望那般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当然，对于一个王朝继任者来说，做到朱允熥这种程度，其实已经完全足够了。

    可老朱不放心啊。

    不得不说，朱孙说老朱这是焦虑症的表现，说得还是挺准确的。

    老朱就是对自己离世后，大明权力是不是还能稳固，非常不放心。

    自古以来，一个新建立的王朝，在开国皇帝死后，朝廷都会经历一次或者多次的动乱。

    挺过去了，那个王朝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刘邦建立汉朝，刘邦死后，便有吕氏掌政，群臣诛吕，大汉的朝政动荡了很多年。

    二晋时期更不用说，王朝更迭频繁，动乱不止。

    隋二世而亡，唐在李渊建立后，爆发了玄武门之变。

    实际上就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对太子李建成，乃至皇帝李渊发起的夺权。

    宋朝则在赵匡胤死后，被其弟弟夺得了皇位……

    凡此种种，皆是前例。

    事实上，还有许多许多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的短命王朝，大多数都是亡于二世。

    因为人心要经历三代人，才能稳定。

    王朝亦是如此。

    一个新生的王朝，在其创始人死后，总是会无一例外的陷入一段危险期。

    老朱越是读史，越是不安。

    原想大开杀诫，却又被朱允熥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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