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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的目光落在照片上，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像秋风中的落叶。手中的酒杯晃动，浑浊的酒液洒在裤腿上，洇出深色痕迹，他却浑然不觉，眼神里满是恐惧与躲闪。“不……我不知道……”他慌忙移开视线，声音带着慌乱，“我当年只是奉命行事，我们……我们对当地人很好……”

    “很好？”健太猛地提高音量，胸腔里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声音里满是愤怒与失望，“这就是你口中的‘友善’？”他抽出一份泛黄的士兵日记复印件，狠狠拍在茶几上，纸张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是你们连队的日记！上面写着‘每日清扫街道，实则搜捕反抗者，格杀勿论’！还有这个，”他又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华夏民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里满是恐惧与绝望，像一群被驱赶的牲畜，“你看看他们的眼睛！全是绝望，这就是你说的‘很好’？”

    老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能发出细微的呜咽声。他的目光在史料上扫过，每看一眼，身体就颤抖得更厉害，仿佛那些纸张上记载的不是文字，而是一个个索命的冤魂，正从历史深处向他扑来。突然，他双手抱头，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别说了！别说了！”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泪水，顺着皱纹流淌，“我记得……我都记得……”

    昭和十二年，我背着步枪踏上华夏的土地，那时的我，还带着少年人的狂妄与盲从，以为自己是来“开拓疆土”的英雄。直到靴子踩进南京城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不过是一群披着军装的魔鬼。

    初到华北时，我们烧杀抢掠，把村庄烧成一片火海。村民们的惨叫声、孩童的哭声，在我耳边交织，可长官说，这是“清除抵抗分子”的必要手段。我跟着队伍踹开百姓的家门，抢走他们仅有的粮食，将反抗的男人枪杀，把女人和孩子赶到一起，像驱赶牲畜一样押往集中营。那时的我，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却还麻木地认为，这是军人的“职责”。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我们开进了南京。城破的那天，天是暗红色的，秦淮河面漂浮着层层叠叠的尸体，血沫顺着水流不断扩散，腥气呛得人几乎窒息。长官下达了“清乡”的命令，所谓的“清乡”，不过是一场肆无忌惮的屠城。我们把巷子里的人，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孩子，都赶到空地上，架起机枪扫射。子弹穿过人体的声音，沉闷而刺耳，一片片人倒下去，鲜血浸透了泥土，凝固成暗褐色的斑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跪在地上不停磕头，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求饶声。我端着步枪，手指扣在扳机上，犹豫着，却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把，子弹应声射出，妇人倒在血泊中，怀里的孩子还在哭喊，那哭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可我不敢停下，只能跟着队伍继续施暴，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被草草掩埋，看着那些被强征的劳工饿到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脏水，稍有反抗便会被活活打死。

    后来，我们被要求统一口径，对外宣称是来“帮助华夏建立新秩序”的“解放者”，说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叛乱分子”。谁要是敢说真话，就会被安上“通敌”的罪名，秘密处决。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撒谎，可每到深夜，那些死去的人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们的眼睛里满是怨毒，一遍遍质问我为何要杀害他们。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岛国，试图将这段血腥的记忆掩埋。我在电视上撒谎，说我们对华夏民众“友善亲和”，可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被自己的罪孽惊醒。我开始酗酒，想用酒精麻痹自己，可那些画面却越来越清晰，秦淮河的血、妇人的尸体、孩子的哭声，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日夜灼烧着我的灵魂。

    哭声如破旧风箱在狭小房间里嘶哑拉扯，浑浊泪水顺着老人沟壑纵横的脸颊蜿蜒而下，在下巴处凝成沉甸甸的水珠，重重砸在桌面上，洇湿了照片边缘的纸角，晕开一片暗痕。他颤抖着伸出枯槁的双手，不再躲闪，死死攥住那张南京街头的惨照，指腹在冰冷的纸面上反复摩挲，仿佛要透过斑驳油墨，触摸到那些逝去生命残留的温度。

    “我有罪……我有罪啊……”老人的声音嘶哑如破败铜锣，每一声忏悔都带着胸腔震动的剧痛，“那些话，都是他们教我说的！他们说，只要我配合，就能安稳度过余生，可我每晚都被噩梦缠住，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就站在床边，睁着怨毒的眼睛看着我……”

    健太沉默地注视着他，胸腔里的怒火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悲凉。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缓缓翻开：“我知道，你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也不是唯一的说谎者。但现在，你有机会说出真相。”

    老人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浑浊眸子里映着台灯昏黄的光，交织着迟疑与挣扎。“我说了，又能改变什么？”他苦笑一声，声音里浸满绝望，“这么多年了，没人会相信一个战犯的话，没人会在乎那些被遗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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