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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前司与侍卫步军司的两支虎翼军都是“左、右各五军，军十指挥”，如每指挥以五百人计，则海军为五千人，兵力比标准编额多一倍。此外，殿前司的马兵骁骑军和步兵神勇军、宣武军各

    分上。下两军，每军十指挥。殿前司的马兵宁朔军、骁胜军和侍卫马军司的云骑军，武骑军，都仅有一军的编制，一军十指挥。[《长编》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玉海》卷139。按《东斋

    记事》卷2作殿司和步司“虎翼左、右各三军”，有所不同。]殿前司的步兵广勇军也是“每指挥十为一军”(《宋史》卷187《兵志》)。其中骁骑、骁胜、宁朔、云骑、武骑等军，“每指挥及

    三百五十人”(《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宋史》卷194《兵志》)，则每军为三千五百人，比标准编额多一千人。殿前司的步兵龙骑军“为指挥二十，分三军”(《宋史》卷187《

    兵志》)，每军的指挥数也显然高于五指挥的标准编制。至于其他不少番号的禁兵，其兵力在十指挥以下者，大约也只有一个军的编制。

    指挥(营)

    指挥这一级编制，至晚在五代时已有。如唐庄宗设亲兵从马直，“置四指挥”(《资治通鉴》卷274)。唐明宗即位后，“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睡部之”(《资治通鉴》

    卷275)。《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载：“后唐长兴三年三月敕：‘卫军神威、雄威及魏府广捷已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

    。兼分为左、右厢。”,“应顺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右军，龙武、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右军。”,“(后周显德)四年四月，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分为六军，共三十

    指挥，赐号为怀德军。”

    北宋时，指挥是最重要的、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各种番号的禁军兵力，一般并非以厢、军或都作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作计算单位。军队的电戍和调

    动，往往打乱厢与军的编制，而以指挥作基本军事编制单位。如宋真宗时，因辽军大举南下，“发永兴驻泊龙卫、云骑八指挥赴行在”(《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己巳)。宋辽议和后，又

    “令河东发并，代广锐骑军三十指挥归本道”(《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庚午)。类似的记述不少。北宋前期和中期，人们经常议论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宋史》卷188《兵

    志》)，乃是指禁兵在屯戍、调动和作战时，往往打乱厢与军的编制，而临时拼凑兵力和委任统兵官。至于指挥使和副指挥使与本指挥的官兵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

    题。每指挥兵力规定是五百人，实际上却往往少于此数，如前所述，按宋真宗时的规定，龙卫军甚至一指挥仅有二百五十人。宋仁宗时，包拯报告“冀州那移马军十指挥”，往外地“就食粮

    草”的情况，开具了各指挥的兵力：“骁锐第三指挥三百五十八人”，云翼“第八指挥四百四十九人，第十一指挥四百七十三人，第十三指挥四百七十一人”，“第十四指挥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挥四百七十人”，“万捷第一指挥四百三十九人”，“万捷第七指挥三百七十五人”，骁捷“第三指挥四百二十五人，第五指挥四百五十人”(《包拯集》卷8《请移冀博深三州兵

    马》)。宋神宗时，“步军司虎翼右(右厢)第二军第三指挥人员三百四十六人”(《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丁亥)。各指挥实际兵力各不相同，大约是没有满员之故，如云翼军和骁捷军都分

    左、右厢，其指挥番号却不象虎翼军那样，而是撇开厢与军的番号，另行统一编号，实际上也显示了指挥对厢和军的某种独立性。

    都

    晚唐、五代之际，军队中已有都的编制。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宦官杨复光“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资治通鉴

    》卷254)。当时也已出现都头的称呼，“唐之中世，以诸军总帅为都头。至其后也，一部之军谓之一都，其部帅呼为都头”(《资治通鉴》卷254注)。中唐时，都头乃是统帅的俗称，如唐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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