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厂安顿下来后，经老师傅介绍，我认识了同在厂里工作的女工淑兰。她性格爽利，手脚麻利，是典型的东北姑娘。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决定结婚。按照规矩，我得带着礼物，去一趟她位于市郊结合部的老家，见见她的父母。

    淑兰家的土炕烧得暖烘烘的，酒意也让人松懈。趁着淑兰娘俩在灶间忙碌的当口，她父亲，那位平日里沉默得像块黑铁的老汉，又给我斟了半碗酒，自己却不喝，只是用粗粝的手指反复摩挲着碗沿。屋里一时只剩下柴火轻微的噼啪声。

    他抬起眼，目光沉甸甸地压在我脸上，声音干涩地开了口，说的却是邻村胡家的事。说那家闺女小翠，原本像棵水葱似的，不知怎的，从去年就开始魔怔。好好的，眼珠子就定了神，又哭又笑，力气大得骇人，几个后生都近不得身。

    “都说……是胡家祖上不清净，得罪了老狐仙，”他喉咙滚动了一下，声音更低了，“现在仙家来讨债，要招她去做‘媳妇’。” 他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带着泥土般的沉重，“请医问药都不顶事，好好一个姑娘家，眼见着就……毁了。”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浑浊的眼睛望着跳动的灯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最后的试探：“老辈人说……得找个火力旺、命格硬的‘生茬子’去冲一冲，或许……或许能顶回去。可这年头，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话音落下，他那带着恳求与无奈的目光，终于明确地落在我身上，像等待着什么。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觉得我在外面闯荡，经历过不少事，或许“命硬”，想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或者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当然，不是让我去“冲喜”，而是看看有没有别的门道。

    毕竟是未来岳父的请托，我不好直接拒绝。第二天，我借口在村里逛逛，让淑兰弟弟带我去了邻村，远远地看了那胡家一眼。那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但院门紧闭，透着一股压抑。我能感觉到，附近村民看向那院子的目光，都带着几分畏惧和疏远。

    我没有贸然进去。回来后，我仔细琢磨了这件事。在那个“破四旧”余威尚存的年代，公开处理这种事风险极大。我想起了马三爷，但他远在林场，而且他那种“谈判”的方式，对付明确的山精野怪有效，对这种牵扯到“祖上恩怨”、听起来更像是“附体”的复杂情况，未必妥当。

    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关键，恐怕不在于那莫须有的“狐仙”，而在于那个叫小翠的姑娘本身。

    我没有画符，也没有念咒。马三爷那句“根子不在鬼怪身上，在人心”的话，在我脑子里响了一路。

    回去后，我通过淑兰父亲，给胡家指了几句囫囵话，只说城里大医院或许有法子，让他们想尽办法带姑娘去瞧瞧，就说是受了大惊吓，别再提什么狐仙不狐仙的。

    我甚至能想象到，当“狐仙”这顶沉重的帽子被摘掉，当小翠不再被当作一个被邪物占据的躯壳，而是当一个需要医治的病人来看待时，笼罩在那个家庭上空令人窒息的阴云，或许就能裂开一道缝。

    但在那教育落后信息闭塞的年月，这已是我这个不信邪的愣头青，能给出的、最接近“破解”的法子了。我不知道这些话他们听进去多少。

    大约小半年后，淑兰父亲来城里办事，提起胡家，说他们后来真豁出去了，借债带小翠去了省城。大医院的先生说是“癔症”，开了些安神的药丸子。

    回来吃了，虽说没断根，但发作得少了，也轻了。恰巧村里搞生产队，让她跟着妇女队干点轻活，大家看她能做事，眼神也慢慢变了。后来，竟真说上了婆家，是邻村一个不挑这些的老实后生。

    淑兰父亲说着，脸上是替胡家庆幸的笑。可我听着，心里头却像压着一块湿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往下坠。这“狐嫁女”的邪名，差点就活活压死了一个好好的姑娘。

    淑兰父亲回去后，我和淑兰开始我们那间小小的新房。我拿着那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子，半天没说话。

    淑兰轻声问：“咋了？发啥楞呢？又想起那姑娘的事了？”

    我点了点头，把缸子放在窗台上，窗外是厂区宿舍楼整齐划一、却略显单调的窗户。“嗯，”我应了一声，“我在想，要是没有那‘狐仙’的名头，她或许能更早去医院，少受不少罪。”

    淑兰叹了口气：“乡下地方，老辈子都信这个。再说，那时候……唉。”

    她没有再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那是一个许多事情都无法摆在明面上说的年代。人们习惯于给无法理解的苦难找一个神秘的出口，却往往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病因。

    “狐嫁女……”我喃喃道，心里没有破解怪事的得意，反而有些沉甸甸的。那个姑娘扭曲哭喊的身影，和医院诊断书上冰冷的“癔症”二字，在我脑子里来回交错。或许，真正缠住她的，从来不是什么深山修行的狐仙，而是这沉重又无处言说的现实。

    我把这点感触埋在了心里，连淑兰也没再多说。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每当听到类似“中邪”、“附体”的传闻，我总会先想起小翠，想起那被“狐仙”名号耽误的病情。时代在变，可藏在人心角落里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清除起来，却比驱散一个山精野怪要慢得多，也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