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大师”的风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几位知名“大师”的骗局被陆续揭穿，厂里谈论“特异功能”、“外气治病”的人渐渐少了。小张也把那堆“带功”磁带塞进了床底，脸上多了几分年轻人不该有的幻灭。然而，社会上的猎奇心理并未消退，只是换了个名头。

    那时，报纸杂志上开始出现关于“人体科学”的报道，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气功和特异功能。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听起来更“高级”的奇闻：有的孩子能用耳朵认字，有的青年能隔空取物，甚至还有所谓的“宇宙语”沟通。

    一天，厂办的一位干事神秘兮兮地找到我，他知道我走南闯北见识多，压低了声音问我：“王师傅，你信不信，真有‘透视眼’这回事？”

    我摇摇头，表示怀疑。

    他接着说：“我有个亲戚，在省城一个刚成立的‘人体科学潜能开发研究所’当临时工。他说那里招了一批孩子，说是要激发潜能！有个孩子，隔着牛皮纸信封，就能说出里面写的字！你说神不神？”

    他的眼神里，混合着困惑、好奇和一丝被“科学”包装过的敬畏。这神情，我曾在看着马三爷“请仙”的村民脸上见过，也曾在“带功报告会”狂热的人群脸上见过。

    在他的极力撺掇下，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利用一次去省城出差的机会，跟着他去那个“研究所”看了一眼。那地方租用的是某单位废弃的办公楼，条件简陋，但门口挂的牌子却十分唬人。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戴着深度眼镜、自称“研究员”的中年人，他脸上的笑容像是刻上去的，热情底下透着一股掩藏不住的倦怠。他带我们穿过几间教室，里面的孩子像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有的死死盯着摇曳的烛火，眼神空洞；有的对着盖住的木盒龇牙咧嘴，仿佛在跟无形的屏障搏斗。空气里漂浮着一种说不清的、压抑的焦躁。

    重头戏是“透视”表演。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被领出来，小脸苍白，眼皮下面有着不符合年龄的青黑。工作人员递上一个密封的牛皮纸信封。

    男孩接过来，紧紧按在额头上，双眼紧闭，眉头拧成了疙瘩，全身的力气仿佛都用在“感知”上，细瘦的脖颈上青筋都绷了起来。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才怯生生地、带着犹豫报出一串数字。

    “啪！”信封被当众撕开，里面的纸条上，赫然是那串数字！

    厂办干事倒吸一口凉气，激动得直拍大腿。我的心却直往下沉。我看得真切，在男孩接过信封前，他那游离的目光，极其迅速地在递信封的工作人员脸上扫了一下；而那位“研究员”在宣布结果时，嘴角那抹转瞬即逝的、如释重负的松懈，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更让我心底发寒的是，自始至终，他们都巧妙地回避了我们想提供测试材料的提议。回去的火车上，厂办干事还在兴奋地议论。我却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农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所谓的“人体科学研究”，剥去那层“科学”的外衣，其内核与马三爷的“扶乩问事”、与气功大师的“隔空取物”，何其相似！无非是利用了人们对于超越常规能力的好奇与渴望。只是，它披上了更具欺骗性的时代外衣——“科学”。

    马三爷的江湖术，在夜市的角落里艰难求生；气功大师的狂热，在媒体的揭露下逐渐退潮；而这些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新兴机构，则开始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们收割的，是同一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对“奇迹”永不熄灭的向往。

    回去的绿皮车上，厂办干事依旧沉浸在方才的“奇迹”中，脸颊泛着红光，喋喋不休地分析着那些“科学原理”。我靠在布满油渍的窗边，望着窗外那片被无数次翻耕、却依旧孕育着最朴实作物的土地，一股混合着荒谬与悲哀的滋味在胸腔里翻涌。

    这冠冕堂皇的“人体科学”，剥去那身白大褂，里头包裹的，不就是马三爷皮鼓里藏着的欲望，气功大师手势里舞动的贪婪吗？它们共享着同一副根骨——对人心中那点超越平凡的妄念的精准拿捏。

    只不过，如今它学会了穿上“科学”这件最时髦的袈裟，行骗起来，更是理直气壮，畅通无阻。

    我忍不住，将路上反复咀嚼的那些破绽低声说与他听。他脸上的红光一点点褪去，愣怔了许久，眼神里充满了挣扎，最后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声音干巴巴的，像在捍卫最后一座堡垒：“不…不能吧…那…那可是正经的‘研究所’啊…”。

    我没有再往下说。看着他那张因信仰动摇而略显苍白和困惑的脸，我知道，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几句真相就能撼动的。这让我想起小张捧着“信息水”时那虔诚的眼神，历史仿佛总在换着花样重演。

    额尔敦爷爷沟通天地的时代，马三爷谈判于市井的时代，或许真的过去了。但这片土地上渴望“神迹”的土壤，却从未真正贫瘠过。“大师”们只不过随着季节更替，不断变换着身上的羽毛。

    而这股名为“科学”的妄信，以其更精密、更不容置疑的姿态，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深、也最难以驱散的迷障。它提醒着我，时代的表象在变，流行的名词在变，但深植于人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却顽固得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