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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渐渐枯竭，房间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声。他望着窗外被城市楼宇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忽然，他转过头，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向我，那里面没有任何杂质，只剩下一种接近生命尽头的、荒凉的真实。

    “山子啊，”他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字字砸在我心上，“三爷我…糊弄了一辈子人…临了才发现，自己才是个…最大的假货。”我愣了一下。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异常清醒：“额尔敦老爷子，那是真的。他能听到山说话，能看见水里有灵。我呢？”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啥也听不见，啥也看不见。我就会看人脸色，懂点皮毛，再加上胆子大，敢忽悠。”

    “可您也帮过不少人。”我安慰他。

    “帮？”他喃喃道，“有时候是帮，有时候……也是造孽啊。借着人家的害怕，混口饭吃。”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现在好了，真也好，假也好，都没人信这套喽。连我那孙子，都说我那些是老封建、是骗人的。”

    他的语气里，没有不甘，只有一种深深的、被时代彻底抛下的落寞。

    临走时，他从枕头底下摸索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那面伴随他大半辈子、磨得油光发亮的旧皮鼓，只有巴掌大。

    “留着吧，算个念想。”他摆摆手，“我这儿，用不上了。”

    我握着那面小小的、冰冷的皮鼓，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一个月后的清晨，电话再次响起，是他儿子平静而疲惫的声音，告诉他父亲昨夜走了，没受什么罪。葬礼定在三天后，一切从简，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就当个普通老人发送。

    我请了假，去了那个只有三五亲友到场、安静得令人心慌的追悼会。没有神鼓，没有香火，没有哭嚎，只有角落里播放着蹩脚的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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