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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根本意志，在华国政治语境下，具体体现为我们宪法所确立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它不是外在于法律的，而是内在于法律的，它就是我们法律体系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灵魂。”

    “至于您担心的稳定性问题，恰恰相反，一个仅仅依靠形式逻辑自我循环的法律体系，才是脆弱的，因为它脱离了它所根植的社会土壤和人心向背。”

    “而一个将自身合法性，深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上的法律体系，才具有最强大、最持久的生命力。”

    “因为它所守护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这，才是法治最坚不可摧的基石。”

    这番回答，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哲学智慧。

    它没有直接反驳钱卫东，而是将钱卫东提出的问题，纳入到一个高维度框架内，进行了全新阐释和升华。

    钱卫东愣住了。

    他感觉自己蓄力已久的一记重拳，仿佛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不仅没有伤到对方，反而被一股无形力量，带向了自己未曾触及的领域。

    坐在评委席上的另外几位教授，眼中都露出了欣赏之色。

    其中一位中年教授，接着问道：

    “陈捷同学，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想追问一句，你所说的这种植根于‘政治认同’的法治模式，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该如何体现？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模式，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个问题，等于是给了陈捷一个绝佳助攻机会。

    陈捷立刻接口道：

    “谢谢老师提问，我认为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追求形式上的权力制衡，而追求实质上的目标协同。”

    “西方三权分立，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性恶假设的、不信任的制衡，其结果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导致政府效率低下。”

    “而我们的模式，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环节的高效协同，共同服务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个总目标。”

    “比如，我论文中提到的医疗改革例子，如果放在西方制度框架下，医保部门、医疗机构、药品监管部门之间，必然会因为部门利益而相互掣肘，改革将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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