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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犹豫了：“这涉及到患者隐私......”

    “当然要匿名处理，”原园理解地说，“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听见。”

    这个提议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的研究除了发论文，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随着调查深入，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实验室中无法发现的现象。许多PTSD患者的梦境不仅重演创伤，还会出现象征性的变形。

    一位曾经的地震幸存者说：“我总梦见在迷宫里奔跑，后面有东西在追。我知道那场地震，但梦里从来没有直接出现。”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也许梦境不是简单的重放，而是心灵尝试处理创伤的一种方式？

    我把这个观察分享给陈浩，他立刻从计算角度提出了解释：“这可能是大脑在安全环境下对创伤记忆进行‘重新编码’。”

    方舟知道后，专门来医院找我。看到真实的临床环境，他深受触动：“在实验室里，我们追求模型的精确；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模型的意义。”

    我们开始调整研究方向，不再仅仅关注梦境的情感特征，更关注其在心理康复中的潜在作用。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位老教授。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至今仍会梦见被批斗的场景。

    “六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停止过。”老教授平静地说，“但我学会了与它们共存。”

    访谈结束时，他忽然问我：“年轻人，你们研究梦境，是为了消除噩梦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我们一直在追求“治愈”，但也许对某些创伤来说，“共存”才是更现实的目标？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和弗洛伊德老师长谈。

    “在你们的时代，会怎么帮助这样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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