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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资过很多科技公司，但很少看到这样既有技术深度又有人文关怀的项目。我加入。”

    这笔投资让我们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产品开发比学术研究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效果，还要考虑成本、量产、用户体验。我们的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经常发生冲突。

    “这个设计在实验室里完美，”艾米莉坚持，“但用户不可能花半小时佩戴设备。”

    “如果简化太多，就失去了疗效，”Raj反驳，“我们不是在制造玩具。”

    这种争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作为 CEO，我不得不在科学严谨和商业可行之间寻找平衡。

    监管是另一个噩梦。FDA的审批流程漫长而复杂，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证明。我们的法律顾问团队经常加班到深夜，准备各种申请材料。

    “在我的时代，开诊所只需要一张执照，”弗洛伊德老师观察着我们的挣扎，“现在，你们要面对的是整个现代监管体系。”

    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产品即将上市的前夕。一位竞争对手向媒体泄露了我们的研究数据，质疑产品的安全性。新闻报道的标题十分惊悚：《哈佛教授的公司用患者做实验》。

    一夜之间，公司的电话被打爆，邮件系统瘫痪，甚至有人在我们办公室楼下抗议。

    团队陷入了恐慌。投资人来电质问，合作伙伴要求解释，连一些员工也开始动摇。

    那天晚上，我把团队召集在一起。看着这些疲惫而焦虑的面孔，我说：

    “记得我们为什么开始吗？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成名，而是为了那些在噩梦中挣扎的人。”

    我们决定用最坦诚的方式面对危机。第二天，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完全公开我们的研究数据，邀请独立专家监督，并承诺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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