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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逸深表赞同，汉朝恩荫针对的基本上都只有基本上就只有同一个母亲的亲生兄弟和儿子。

    这样的范围，在封建时代，倒也算是合理。

    到了唐朝时，恩荫制度的范围就又大了一些，家里一个人有功的话，那么他的子孙，甚至是重孙曾孙都可以受到恩惠。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都说光宗耀祖这四个字。

    一旦你对国家有功，那真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宗族都跟着你享受天恩，族谱都得给你单开一页。

    封建时代基本都是如此，一荣俱荣，一辱，诛九族。

    当然，如果你是方孝孺朋友，那就惨了，很不幸你在十族之内。

    恩荫制度在宋朝可以说是发展到病态级了，一个对国家有功的臣子去世之后，竟然一下子可以推恩二十多号人，可想而知整个宋朝的官吏氛围。

    范仲淹看出了这点，于是他提出了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的做法。

    可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他这个举措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让许多优秀的官吏有了更好的晋升之路，但得罪了不少世家贵族。

    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制度已经成型泛滥的时代，在一朝臣子皆为家族掌控的时代，有这么一个人，敢于为了百姓站出来，去对抗这个时代的洪流，何其可敬？

    时空之镜画面一转，出现了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的一幕。

    此时，大宋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坐在案桌上，翻阅各路转运按察使的班簿。

    他拿起毛笔，发现有不称职的，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X”。

    夸张的是，这里居然大多数同姓。

    旁边，下臣富弼十分担忧地说：“你这几笔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推行新政势在必行，百姓应当有称职的父母官，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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