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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本身是赵大贵的手下，又没有核实的途径，只能把疑惑先埋在心里，只想着以后找机会弄清情况。

    接下来，徐文强和李心兰弄出一套数据分析程序来，然后利用分析机进行演算，获得大量有用的数据，大贵商行借此获得整个上海贸易情况的详细数据，对提货单市场的买卖，也有了别人都没有的深入了解。

    利用这个优势，赵大贵和徐文强就化身操盘能手，忽而将商品价格炒高，获得利益后又快速抛售，逐渐成为提货单市场的庄家，对股票市场的庄家和“闪频交易”等有所了解的人，就能明白他们是怎么操控市场，又怎么获利的。

    而且，赵大贵等人并不仅仅是提货单的买卖人，还是提货单的提供商之一，借此机会将自己手中的土丝、厂丝、茶叶和洋布等高价卖出去，套取庞大的现金利润。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上海的提货单交易达到顶点，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从英国运输到中国的洋布越来越多，甚至广州等南部港口的洋布库存借此风潮积聚到上海来。

    于此同时，上海和苏州周边中国百姓已经购买了足够多的洋布，无意花钱再买，而且洋布不耐用、染色不方便等缺点也逐渐为消费者所广泛认知，洋布的零售量节节下跌，异常巨大的洋布滞销危机逐渐临近。

    然而，几乎所有商人都被提货单市场的火热给蒙蔽了应有的理智，就是吴健彰、怡和等原先极为谨慎的商人，也都一门心思投入到提货单生意，还囤积大量洋布，只想赚笔大钱。

    义升行的林阿钦向来以胆大冒险而著称，别人囤积一匹洋布的时候，他恨不得囤积十匹、二十匹，单从他买下赵大贵手中库存时候的莽撞情况就知道，他手中的库存会达到如何庞大的程度。

    九月中旬的时候，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提货单市场上的各种商品突然有些奇怪的变化，忽高忽低，波动不小，但整体上却往下降的方向走。

    大贵商行的诸多数学家们在冷眼旁观这种变化。

    这时候，交易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数据越来越多，只靠一台分析机，给人一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感觉。

    “现在市场上的情况越来越乱，我们分析出来的数据也越来越失真了。”在一次跟赵大贵讨论的时候，徐文强抱怨起来。

    “既然失真了，那就不做。”赵大贵想了想说道：“我们也不是真要靠提货单市场发财，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应该开始收缩，把手中的库存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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