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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贵商行原先就有在苏州经商的经验，只是后来退出而已，而且从义升行原先是在苏州具有最大影响力的贸易行，义升行的掌柜伙计们非常熟悉苏州，大贵商行重新进入苏州，很轻易就接收义升行多年的积累，成为在苏州举足轻重的商行。

    苏州的问题容易解决，香港和广州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

    原来，广州本来就有很多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结成十三行这样的公行机构，垄断跟洋人的贸易。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虽然被强迫解散，但商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团结在一起，敌视和排斥任何外地商人，试图继续垄断跟外国人的贸易。

    在战前，英国人对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赞誉有加，在战后，却以非常尖锐的文字加以批判，就是因为这些广州商人合起来排斥外地商人，操控价格，非常不利于英国商人赚钱。

    所以，赵大贵虽然在德庇时和耆英两人的共同推动下在广州建立码头和仓库，供定期邮轮营业，但并没有在广州开展进一步的商业活动。

    在1845年下半年的时候，广州有大量洋布积压，才有商人急于处理库存，让大贵商行趁机收购了一些积压的洋布，用来反击上海洋商们的打压。

    不过，双方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大贵商行也算外地商行，帮广州商人处理库存的货物可以，想插入进来经营丝茶，跟英国人直接经商，就要面临广州商人们的联手打压。

    好在大贵商行的根基在上海，并不需要到广州拉生意，而且这段时间广州商人们也自顾不暇，无力抵抗大贵商行的渗透。

    赵大贵跟一般商人不一样，对香港的兴趣远大于广州，坐自家邮轮到香港，在斯塔克的帮助下购买香港的两家造船厂。

    原来这两家的老板之前也从事洋布买卖，然后赔得一塌糊涂，天天被债主上门讨债，因此愿意将船厂出售换现金。

    赵大贵原先在澳门并购多家造船厂，厂里的多名欧洲工程师最后却并没有北上，后来是到这两家造船厂工作的，此时也被引入大贵商行的船厂。

    这两家船厂都是建立不久的船厂，里面的机器设施都比澳门船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船厂里有很多技术人员，这才是赵大贵看中这两家船厂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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