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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贵也没有趾高气扬，跟两人客气了一番，心里却很清醒，吴健彰财力雄厚，此番只是折损点元气而已；杨坊有怡和做后台，此番损失也不大，真以为自己虎躯一震，将两人收为小弟，以后有的是吃亏的时候。

    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两人会在商界发出与赵大贵完全相同的声音，上海的其他数十名买办自然也不会跟他们三个巨头对着干，就是说在一两年内，上海的买办和买办行将以大贵商行马首为瞻。

    这是原先的林阿钦也未能得到的待遇，如果合理利用，能获利无数。

    接下来的几天，以赵大贵、吴健彰和杨坊为首，上海的买办们开始频繁聚会，商谈很多事情。

    西方商人开的洋行商人们本来对此并不在意，等到发现生丝和茶叶等出口商品价格慢慢上浮，铜铁等进口商品呢价格却有所下浮，这才反应过来，这些买办是要联合起来逆天啊。

    洋行也不是善茬，立即采用各种手段，洋行和买办行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中国的洋行和买办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特殊，理论上买办只是洋行雇佣的仆人或员工，但实际上这些买办逐步掌控洋行里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里联合起来控制生意，很多时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国时期，外国人也经常抱怨买办行脱离自身控制，“在洋行赚钱的时候，买办赚更多钱；而且在洋行赔钱的时候，买办也有可能赚钱”。

    本来按照历史，在这次洋布危机后，买办们会进一步贴近洋人，帮洋行降低丝茶的收购价，但有实力强劲的大贵商行做后盾，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上海的丝茶价格，在1844年开埠的时候最高，之后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时候达到最低点，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但一直也未能恢复原先的高价，这跟丝茶等商品价格在欧洲一直没怎么变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显对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银流失和钱荒严重，导致银贵钱贱；

    而且洋行对中国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了解，还用种种手段加以控制；

    买办们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竞争，更愿意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生意机会，这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先前倒闭的义升行，很多时候就是不赚钱也要争夺生意机会，以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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