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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是一定要改。官员是朝政和民政的主心骨，我们不能让人家住的不方便。”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见《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很多清官，搬出去之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种问题在我们窦国很普遍的。解决住房，减少俸禄。一次性解决一些问题，节省更长期的开支，对于朝廷来说也是好事。”刘得淏说。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清官，哪有那么多清官？”尹晟麟说：“我觉得这个住房问题的改革不是那么简单，要是让一些本来就贪腐的官员得到好处，岂不是让他们得寸进尺？”

    “一些贪官拥有的东西比我想象的多得多，他会在乎一套小房子？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给他们房子，而是让人家官员忙活一阵子能留下些东西，这样才不会让人寒心，大家才更愿意为朝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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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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