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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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