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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建起导演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开工收工看天色，一场戏磨一下午是常事。

    剧组里没几个“明星”，除了他和滕汝骏老师，多是本地话剧院的老演员和甚至没演过戏的本地农民。

    副导演扯着嗓子喊人，靠的是烟卷和交情，而不是对讲机。

    夏一鸣到的第一天，制片主任递给他一摞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现金，算是前期片酬。

    厚度比他拍《少包》时薄了不少，但也没人在意这个。在这里，谈钱，俗气。

    他的“男主角”待遇，是一间老乡家腾出来的偏房。

    墙皮斑驳，晚上能听见老鼠在顶棚上跑。

    洗澡得去村口唯一的热水灶，两毛钱一壶。

    这对夏一鸣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前世他接触的都是成型的大工业体系。

    这种近乎原始的创作环境，反而让他觉得新鲜，甚至有点“接地气”的踏实感。

    滕汝峻老师话不多，平时就揣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

    开拍前，他会拉着夏一鸣在田埂上走，不说话，就是走。

    走累了，蹲下来抽根烟，看着远处的山。

    “小子，”滕老师吐口烟圈，眯着眼，“咱这戏，不是演给镜头看的，是演给这山、这狗看的。它们觉得真，才行。”

    夏一鸣点头。他明白，这是老演员在给他“说戏”，用最土的办法。

    剧组的生活节奏慢得让人心静。

    没戏的时候，夏一鸣就搬个小马扎坐在场记旁边，看霍导跟摄影商量机位。

    霍导不像有些商业片导演那样喊“卡！情绪不对！”

    他更多是说：“一鸣，再来一遍，我们等那片云过来。”

    或者，“汝峻老师，您刚才抽烟那个眼神，太好了，我们保一条。”

    那种感觉，不像是在“完成工作”，更像是一群手艺人，在合力打磨一件器物。

    有场夜戏，是他和滕老师在昏暗的油灯下对坐。

    台词就两句，但情绪复杂。

    拍了七八条，霍导始终没喊过。

    现场静得能听见灯花爆开的噼啪声。

    最后一条，夏一鸣没再想着怎么“演”出内心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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