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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简单用过午饭，苏青瑶叫来黄包车，去城区的邮局。

    武汉开战了，邮局里挤满逃难来的人，来写信，来寄信，来问信的下落。一颗颗头颅，或黑或白，在橙黄的吊灯下摆动，恰如随风飘转的蓬草。苏青瑶夹在其中，被推搡着，挤到柜台前。

    她买了四张邮票，一封寄给谭碧，一封寄给父亲，一封寄给小阿七，用的巨籁达路的那个住址，最后一封是寄往南京，给华小姐。

    兴许是邮局里太闷，出来后，走到日光下，苏青瑶一阵头晕目眩。她捂紧胸口，艰难地呼吸了好一阵，视线才清晰起来。兴许是气温变化太大，受了风寒，苏青瑶猜想着，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在陶家一连住了七八日，苏青瑶早出晚归，去找工作。

    唉！逃难者太多，在短短几月飞速涌入这样一个崎岖的山城，挤在这里，简直要将为数不多的谋生的法子挤没。

    她找工作的路颇为不顺，各大学校才开学，不招新教师。从武汉搬到重庆的各大工厂，大多还在整顿，没有向外招文职人员的计划。没办法，为保持生计，苏青瑶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白日去找工作，到夜里，就熬夜做翻译和写稿，虽然来钱慢了些，但总比吃空饷要好。

    这天，回到陶家，进了铁门，便见陶曼莎打着哈欠，坐在花园里喝下午茶。

    陶先生也刚从政府大楼回来，顺路带了两份奶油蛋糕。陶曼莎吃着一份，另一份，陶先生笑着说是给苏青瑶带的。苏青瑶听闻，暗暗吃惊，还有一丝难为情。“西点店刚开业，买一份送一份，”陶先生适时道。苏青瑶这才连声道谢，坐到陶曼莎身旁。

    “哥，你继续说，”陶曼莎舔着勺子上的奶油，牵回话头，“你在政府大楼遇到了张秘书，然后呢？”

    “这有什么然后。就打了声招呼，随便聊了会儿。”陶先生说着，拇指摁住茶壶盖子，倒了一杯红茶。“哦，对了，上海的那位徐先生来重庆了。”

    “哪位？”

    “前年给你王叔送金佛塔的那位。”陶先生感慨。“真没想到他会来重庆，我听说虞洽卿现在还留在上海，杜月笙跑去了香港避难。”

    苏青瑶坐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听。

    “可能在这边也有关系吧。”

    “也是，他看起来跟张秘书挺熟。”

    “不知道他长什么样，”陶曼莎抻了个懒腰。“按我的经验，特别有钱的人，要么极帅，要么极丑。”

    陶先生笑道：“你要真想见，明晚孔夫人办慈善晚宴，他十有八九会去。我可以把你带去见一下，灭了你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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