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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结婚以来，我们尽管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同床异梦，形同陌路。

    尤其这半年多来，我一直在外面小吃店吃饭，除了烧饼油条就是面条馄饨，除了面条馄饨就是烧饼油条。我不想在家里吃，不愿意看到她的样子听到她的声音。

    也许用她的话来说就叫做缘尽了吧，或者就是遇见你是我一生的痛，倒了八百辈子的霉。

    我把目光从屋顶调向墙壁，再落在窗外那棵森郁的雪松上，想起了那句经典：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查房时间到了。

    走进病房的先后有三人：穿白大褂的男医师、戴白色帽子的女护士、一身蓝色连衣裙的飞霞。男医师左胸别着一个写着“宫玺”的牌子，他带着让人沉静的职业笑容问我：“你好吗？感觉如何？”

    我把刹那间见到妻子飞霞而迅速膨胀的厌恶与不满赶到最隐蔽的角落，礼貌性地仰起头，让脸上的笑容铺展得更自然更灿烂：“宫医师，谢谢你，很好。对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重新站在讲台上一展风采啊？”

    宫医师没有正面答复我，慢条斯理地淡淡说了一句：“好好休息，身体复员后再说吧。”

    护士小姐一边把体温计放进我嘴里，一边从托盘里拿出几种药片吩咐我：“每种药片各一片，每顿三片，一天三次。”

    查房医生出去了，我尽量用平静又柔和的语调与站在我床前的飞霞对话：“你来了？这几天辛苦了！”

    “辛什么苦，做老妈子的命罢了。”看了一眼她漂亮的瓜子脸上似乎挤出的笑容，听着她毫无遮拦的声音，脑袋好像有些晕眩，心中蓦然升起丝丝缕缕的酸苦，我即刻拉回目光投向刺眼的窗外。

    尽管脸上依旧挂着笑意，可是我知道那是我胡乱涂抹在画布上的颜料。

    大概十点左右吧，父亲来了。父亲还有三年就八十岁了，头上没有多少黑头发，精神似乎一天不比一天。一见到他，我就说：“爸爸，你怎么来了？就在家息着呗，我没什么啊。”

    红旗乡距离滨江市二十多里，而且要走六七里的石子路，我是真为老父亲担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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