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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干眼泪，痛定思痛，我决定先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我拨通了上海市民热线，接听的是位先生，随着我的叙述，对方的键盘声急促有力，最后当听说是吉林长春的私人医院时，对方停顿了一下，遗憾的告诉我，那里不是上海管辖的范围，但他很快给了我吉林长春的市长热线号码。

    我很幸运，长春卫健委的高先生很快联系了我，并问我是选择内部调解还是走司法程序。考虑到疫情时期二地来回不便，我选择了先调解。

    对方的院长亲自来电，强调了很多客观理由，只同意退药，并报出了自己很多头衔。

    我告诉他，我退休前的工作就是在报社专业写软文广告，我很清楚私人老板的营销策略。他听出来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当我提出其中一种药对我先生的病有害时，他推脱要开会而结束了通话。

    晚上，负责推荐药物给我先生的工作人员(先生称他为李医生)打我手机，自然是一番沉痛的表示哀悼，然后转入正题。

    “老大姐，都是我的错，你的损失由我个人来承担……”我心里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医院的“马前卒”。

    我问他 ，你有医生资质吗?他支支吾吾“资质是有的，但药是我们院长配的……”

    直觉告诉我，他只是营销负责的主管。他向我诉苦，说因为工作失误，院长要解雇他。让我同情他，别让他丢了“饭碗”。

    我问他， 因为你们的失误，让我先生提早结束了生命。我同情你，谁来同情我?

    从他的叙述中我得知，有关部门已到医院展开调查，第一批资料上交审核，接着要送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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