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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都以为花那么多钱治疗，效果一定不会差。即使转氨酶指标升高了，依然满怀信心找合适的治疗方法。

    先生去世前，领着我开车去了孟超肿瘤医院，专家虽然给出了细胞疗法方案，但要求转氨酶指标正常才能实施。

    一个多月的输液，住院期间的波折， 转氨酶迟迟不见下降，先生心急如焚，这才有了吃“单氏中药”的念头，他怎么可能会想到，这一试，会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先生平时很精明，但到了关键时刻常犯糊涂。第二次做海扶刀，主任拂袖而去，换病房里的小医生操作，他忍着剧痛配合，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等下次让主任操作。

    中山医院的医生本不打算粒子植入与微波消融和介入治疗一起做，他在手术室里要求一起做。医生分开做自有其道理，病人要求做，当然也不会拒绝……

    这些都是事后我才得知，我觉得先生好糊涂，也许我不是病人，无从体验他当时的心境。

    整理先生的遗物，无意中翻到先生每二年做一次甲胎蛋白的检测报告。这些他都是自己悄悄地在做，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奇怪的是最后一次检查报告日期是2016年，却怎么也翻不到2018年的检测报告。我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悲伤“老公，如果你2018年去检测了，也许是早期，就有救了呀！为什么你没有去检测呢?……”

    由于悲伤，哭得人晕乎乎的，这几天视力也变得模糊起来。

    当我打开华山北院抢救那天的检查报告时，看到先生的癌细胞已经有转移到肺部的迹象，这不由令我想起想起去重离子医院复查时医生的话，因为肺部有结节，要随时检查不能大意。

    我捧着华山北院的报告泪眼婆娑，“老公啊老公，我们这么努力，却还是难逃厄运……”

    下午上天台收席子，一个不留神被天台上凸出的管子绊倒在地。半天起不来，天台上正好有两个姑娘，连忙过来扶我，我坚持着要自己爬起来，看看有没有骨头伤了。还好，虽然很疼，还能走。我谢过二位姑娘回到家里，感觉两个膝盖下面火烧火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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