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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嗓子发干，问技术员。

    对方盯着屏幕。

    “还没出。”

    “收视率得等播完才能统计。”

    片头结束。

    正片切入。

    灰天压着大地。

    街道上。

    残旗在风里耷拉着，茶馆角落，有人低声说军阀混战，列强割地。

    乡下田埂上，老农插秧，汗掉进泥里，眼睛空洞着。

    这是个塌了脊梁的年代。

    内有腐肉啃骨，外有强盗敲门。

    镜头一转。

    纽约，一间老礼堂。

    烛光摇晃，墙皮剥落。

    几十个中国留学生围坐一圈，眼神却亮得惊人。

    他们大多是穷学生。

    兜里揣着半块干面包。

    此刻，一场关于怎么救华夏的争论正烧到沸点。

    “议会？醒醒吧！”

    “国内连说话都犯法，开个会都让军警冲了！”

    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手拍在桌上。

    另一人冷笑。

    “那你说怎么办？抄家伙上街？”

    “我们拿烧饼跟枪杆子干？”

    人群中央的青年站了起来。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身形清瘦，脊背笔直。

    没有人喊他。

    也没有人介绍。

    可当他起身时，嘈杂的人声，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开口了。

    “我们吵制度，争手段，却忘了最要紧的事。”

    “国家要强，得先从人心里醒过来。”

    “思想不独立，百姓还信天命，还跪主子，换个皇帝，也不过是换块招牌。””

    “所以，第一件事，不是组党，不是暴动，是叫醒人。”

    “把被压垮的脊梁扶起来，把蒙了灰的心擦亮。”

    “这才是救国。”

    他说得平缓。

    光落在他脸上，额上有汗，眼神却亮得惊人。

    礼堂里先是静，接着掌声涌起。

    有人站起来拍手。

    有人低头抹眼角，嘴里反复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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