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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士与其他三业，尤其是农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便是第一次重大的阶层分野与固化。”

    李承乾眉头微蹙，他联想到本朝现状。

    虽然科举制已初步建立，旨在打破门阀垄断。

    但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多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缓缓点头。

    “确是如此。即便父皇开科取士，然世家子弟入仕，仍比寒门容易百倍。其积累之人脉、家学，非寻常百姓可比。”

    “殿下明鉴。”

    李逸尘继续道：“其次，我们看农。农在四业中，人口最众，乃国家赋税徭役之根本。”

    “管仲之时，令农之子恒为农，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然在后世，这一政策与土地兼并、租庸调制等结合，使得‘农’这一群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分化？”李承乾追问。

    “是的。”李逸尘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少数农通过种种手段，积累田产，雇佣或奴役他人耕种，自身脱离劳动，成为地主、豪强。”

    “而绝大多数农，则逐渐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依附于地主，或成为仅有少量土地、难以维系温饱的自耕农。”

    “甚或完全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流民、部曲、奴仆。”

    “此时，农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身份群体，其内部已然分裂。”

    “一部分上升为土地的占有者与剥削者，而大部分则沦为了土地的耕种者与被剥削者，佃农、贫农。”

    李承乾感到一阵寒意。

    他回想起李逸尘之前描述的“典儿卖女”的惨状，原来其根源在于此吗？

    “先生是说，同为‘农’籍，其境遇却有天壤之别？多数人辛劳终年，所得大部分却要交给不事耕作之地主？”

    “正是此理。”李逸尘肯定道。

    “朝廷按户籍征收的租庸调，往往最终大部分负担都转嫁到了这些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户身上。”

    “地主豪强则常利用其势力，规避赋税，或将税负转嫁。”

    “此乃‘四业分民’古制在后世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环境下，必然导致的内部阶层裂变。”

    他顿了顿，看向神色凝重的李承乾，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概念。

    “故而，若我们超越‘士农工商’这表面四业的划分，而从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关系中所处之地位来看，当今大唐之民，实则可分为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阶级……”

    “阶级？”

    李承乾对这个陌生的词汇感到困惑。

    “暂且可理解为基于其掌握资源，如权力、土地、财富等多寡，以及在国计民生中所处之根本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

    李逸尘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道。

    “其一，为皇室与贵族勋臣集团。他们位于权力与财富的顶端，享有最高特权，其利益与皇权绑定，是统治的核心。”

    “其二，为官僚士绅集团。此集团包括朝中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虽未出仕但拥有功名、土地和影响力的士人、地主。”

    “他们掌握着权力、话语权以及大量的土地财富，是统治的根基与执行者。”

    “其中，又因其出身、地域、派系而有不同利益诉求。”

    “其三，为工商业者群体。包括大商贾、大手工业主，以及众多小商贩、工匠。”

    “他们通过贸易、手工业积累财富，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往往受限，与官僚士绅集团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其内部亦因财富多寡而有巨大差异。”

    “其四，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即庶民农户阶层。”

    “此阶层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完全没有土地、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

    “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其生活最为困苦，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抗风险能力极弱。”

    “其五，为贱民与奴婢阶层。包括官私奴婢、部曲、乐户等，其身份近乎财产，毫无权利可言。”

    李逸尘说完这五个层次的划分，殿内陷入了更深的寂静。

    李承乾的呼吸略显急促，这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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