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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业分民？”李承乾思索片刻，回答道，“《管子》中所言，‘士农工商’四民。此乃国之石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

    “正是此说。”李逸尘点头。

    “齐国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治国之策，这‘四业分民’乃重要一环。然则，殿下可知，管仲当年行此策，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李承乾身体微微前倾，露出愿闻其详的神情。

    “请先生细说。”

    “我们先说它最早的意思。”

    李逸尘开始系统性地阐述。

    “管仲所处，乃春秋乱世，列国争霸。他的核心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成就霸业。所以他的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

    “四业分民，首要目的，并不是后世简单理解的身份划分或身份固定，而是为了——更有效率地管理国家，更好地收取赋税。”

    “有效管理？收取赋税？”李承乾重复了一遍，这两个词他并非完全陌生。

    但如此直接地与“四业分民”联系起来，让他感到一种新的视角。

    “不错。”李逸尘解释道。

    “让士人的儿子一直做士人，使其集中居住，便于教导忠义、礼法、权谋，培养治理国家与统领军队之人才，保证官僚与军官队伍的稳定来源与专业素养。”

    “让农民的儿子一直务农，使其聚居乡野，专事耕稼，便于管理土地、征收粮赋，确保国家最基础的粮食与财政收入。”

    “让工匠的儿子一直做工匠，集中于官营作坊，专司器械、营造，保证军备与宫室器用的质量和供应。”

    “让商人的儿子一直经商，便于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并通过关税市税方面增加国库收入。”

    李逸尘稍作停顿，让李承乾消化一下。

    “此策之妙，在于将国民按其对于‘富国强兵’这一核心目标的直接贡献度，进行了功能性的划分与固化。”

    “让各行各业世代相传，减少流动，降低了管理难度，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也确保了国家能够稳定、高效地从各行各业获取所需资源，尤其是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那里，获取粮食和人力。”

    “故而，《管子》有云：‘定四民之居’，使‘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从而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

    “本质上，这是一种服务于国家争霸目标的社会资源动员与管控体系。”

    李承乾听得入神，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轻划动。

    他读过《管子》，也知晓“四业分民”，但从未有人如此直白地剖析其背后的统治逻辑。

    这与他以往所学的“教化百姓”、“各安其业”的仁义说教，大相径庭，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脉络。

    “所以，”李承乾若有所思道。

    “管仲此举，并非单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更是为了……便于君王统治，便于国家聚敛资源，以行霸业？”

    “殿下抓住了关键。”

    李逸尘肯定道。

    “在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种极其务实且高效的国家策略。它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并将其制度化、世袭化，以服务于国家的最高目标。”

    “然则，”李承乾话锋一转，提出了疑问。

    “如先生所言，此策有其时代之利。但若长此以往，士族恒为士族，寒门永难出头；农户世代困于田亩，纵有才智亦无由施展；工匠、商贾亦固于其业。”

    “这与先生曾言的‘寒门英才凭才学立于朝堂’，似乎……相悖。”

    李逸尘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太子不仅能理解他讲述的原始意义，还能立刻联想到其长期执行的弊端，并能与他之前灌输的理念进行对比，这说明他是在真正地思考。

    “殿下所言，正是此策在后世演变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也是它‘最初的意思’慢慢消失，‘变形’开始出现的地方。”

    李逸尘接续道：“我们便来说这‘变形’之过程与根源。”

    “随着天下一统，王朝承平，富国强兵的紧迫性下降，维持统治的稳定性成为首要任务。四业分民的初衷——高效动员与资源汲取——逐渐被其附带效果，即社会阶层固化所取代，并且被后续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强化。”

    “其中，最关键之变形，发生于‘士’与‘农’这两业，以及‘工’、‘商’之地位变迁。”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即将触及更核心的部分。

    “请先生细说。”

    “首先，士这一业。”

    李逸尘剖析道：“其本义，乃是为国家培养治理与军事人才之群体。然在后续演变中，尤其是自汉代察举、魏晋九品中正以来，士逐渐与土地、宗族、文化特权紧密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士族、门阀。”

    “他们垄断了知识、仕途以及地方影响力。”

    “此时，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职业，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稳定的、世袭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层。”

    “他们通过联姻、荐举、把持舆论等方式，不断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寒庶子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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