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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将话题拉回。

    “其因多端。或源于天灾频仍，非人力可抗。”

    “或源于前隋炀帝无道，耗尽民力，遗祸至今，朕与朝臣，正是在收拾此等烂摊子”

    “或源于地方吏治不清，豪强欺压，致使朝廷善政，未能泽及黎庶。”

    他将问题归因于历史遗留、天灾、以及个别的吏治问题，而非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缺陷。

    “故而，为君者，首要之务，并非沉溺于个别之惨状，徒增烦恼，而是要以‘四民’为本，总揽全局，持纲振纪。”

    李世民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要确保士阶层能廉洁效忠，为国选拔真才；要确保均田制能切实执行，保障农户生计。”

    “要引导工匠精进技艺，商人活跃经济。更要强化监察，使得朝廷之仁政，能穿透层层阻碍，真正惠及于民。”

    “需持之以恒，需平衡各方。”

    李世民看着李承乾，语重心长。

    “你如今能意识到民之疾苦，是好事。但切不可因此而怀疑圣贤之道。”

    “当以此为契机，更深入地去理解‘四民’之分野与关联，学习如何运用朝廷的力量，去调节、去平衡、去惠及这四民，使其各安其位，天下方能长治久安。”

    “你所忧心的那些具体苦难，”李世民最后说道。

    “正是需要通过完善这‘四民’体系，通过励精图治，通过选贤任能，通过公正执法，来一步步消弭的。”

    “此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可成，乃是我李唐皇室肩负之重任。”

    李世民的这一番论述，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不可谓不精辟，不可谓不高远。

    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以“四民”为基础，通过朝廷权力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的理想治国蓝图。

    这其中蕴含的，是维护王朝稳定与延续的核心逻辑。

    李承乾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是波澜起伏。

    如果没有李逸尘先前那番关于“阶级”的冷酷剖析，他此刻只会觉得父皇站得高、看得远，立意宏大，为自己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感到由衷的敬佩与自身的渺小。

    那“四民”之说，听起来是如此的天经地义，如此的完美。

    然而，此刻的他，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李逸尘的话语——“士农工商是表象……阶级之分，才是真实社会结构”、“官僚士绅集团往往兼并为地主，其利益与庶民农户常有冲突。”

    他清楚地认识到，父皇的理解，是基于帝国统治者的立场，是维护现有秩序的理论基石，不能算错。

    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最“正确”的认知。

    但李逸尘提供的，却是一种能够更深入、更本质地剖析社会矛盾的观念。

    两者并不完全矛盾，但视角和深度截然不同。

    父皇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和“平衡者”，而李逸尘则让他看到了需要去改变甚至去撼动的“结构”。

    ‘超越父皇……’这个念头在李承乾心中愈发清晰、坚定。

    父皇是伟大的守成之君与开拓之主，文治武功已近巅峰。

    若循着父皇指明的道路走下去，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守成之君，但绝难超越。

    可如果……如果能将李逸尘所授的学问，与帝国的实际相结合，去尝试解决那些连父皇也未能彻底解决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呢？

    比如，如何在维护“士”阶层领导地位的同时，真正打破门阀对仕途的垄断，让更多寒门英才脱颖而出？

    比如，如何在坚持“农”为本的同时，遏制土地兼并的痼疾，探索能让普通农户真正抵御风险、安居乐业的新政？

    比如，如何引导“工”与“商”的力量，不仅服务于朝廷和贵族，更能创造出惠及更广泛民众的财富与便利？

    这些想法还很模糊，但方向已然明确。

    他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超越自己父皇的领域——不是在外拓的武功上，而是在内治的深度与广度上。

    在解决帝国根深蒂固的矛盾上，在真正实现那“大同”理想的探索上。

    想到这里，李承乾眼中带着一丝兴奋与坚定的光芒。

    他深深躬身，声音清晰而沉稳。

    “儿臣……谨遵父皇教诲！父皇一席话，如拨云见日，令儿臣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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