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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们说的鬼话。评论家，这些文坛的寄生虫！他们才是世界上思想最自由的人，因为这样说也行，那样说也行，他们都无所谓。一朝有人说读懂了你的作品，你就可以断定他永远不会懂得你。菜和肉，煎和煮，对他们而言都是同样的味道。舆论界的俗物们好比文坛的定风针，当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自以为在操纵风向。对於走红的作家，不管写什么，他们总是一致叫好，评价为当代少有的杰作。他们得意洋洋地宣扬作品的深刻含义，认为从中看到了新的文学革命。他们的见解不容作家本人质疑，否则就认定作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吹捧作家就等於吹捧他们自己。批评家在文学界中繁殖之快，数量之多，甚至把作品本身也给遮得看不见了。他们像圈养的羊群一样，一定要你挨著我，我挨著你，才能大声地咩咩叫嚷。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彼此都是熟人，形成了一个集团，必须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就得说出真实的想法。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时代，谁又有勇气这样干呢？谁肯为了坦白內心的想法而招致难堪的非议呢？谁敢公开和舆论的愚昧作斗爭呢？谁敢揭穿走红作家的庸俗，为孤立无援的无名作家作辩护呢？这些文学贱民尤其噁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討论形式一项，对感情、个性和生命都绝口不提。在他们眼里，一个新颖的思想並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他们只关心技巧和形式，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他们看不见小说的主题，只关心句子的连贯、辞藻的运用、標点符號的停顿。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真正的作家是生活在人群中的，他的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无一不体现在作品中。但中国有多少人感受到这一点呢？对於这个死记硬背的民族，文学似乎只是文字组合的艺术，完全可以把人的问题丟开不管。批评家认为风格就是刻板的创作模式，像烹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一旦出现一个思想丰富、充满想像力的作家，他们就恼羞成怒地指责他不会写作。这批杂交的狗把文学摧残了，剥夺了它所有的价值，再来诚惶诚恐地崇拜文学。他们唯恐对这块腐烂的臭肉恭敬得还不够，认定谁胆敢碰碰它便是罪大恶极。他们自身就生活在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別不出空气的腐败了。”

    “那么，”鸿影仍然不死心，“至少还有支持你的读者。为大眾写作，思考全民族思想的方向，不正是作家的职责吗？”

    卞诗雍露出厌倦的眼神，面无表情地说道：

    “读者正是糟蹋文学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会阅读，只懂得拼音。他们自命为热爱文学。可是热爱哪一种文学呢？优秀的还是庸俗的？他们不论好坏都同样地鼓掌喝彩。鼓掌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鼓掌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他们最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鼓掌。他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热衷哪一种？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怕决定，怕闹笑话，小心翼翼地跟一切严肃的问题隔得老远。没有批评家的领导，他们只能一声不出。让大眾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乾脆不思想。不论好的或是坏的，天上的星星或是地下的煤油灯都一律看待。这一切真是太荒唐了。周围都是一些怡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读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妄加批评呢？对於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並且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敢不尊敬的呢？对他们的品味、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附上了標籤的东西，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他们没有勇气说真话，更没有勇气显出自己的丑。假如他们喜欢恶劣的文学，就应当痛痛快快地承认，把真实的本相拿出来，將灵魂上不清不楚的胭脂统统抹掉，用水清洗乾净。他们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在镜中照照这副丑相了呢？”

    临了，他好像忘了鸿影存在似的，自言自语地说道：

    “中国真正热爱文学的会超过十个人吗？还有这样一个人吗？”

    “我就是一个。”鸿影激动地说道。

    “你將来也会和別人一样，为了名利背弃自己创作的初衷。当然你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卞诗雍刻薄地讽刺道。

    鸿影欲想爭辩，可是卞诗雍没等他开口，便故意摆出威严的神色，开始严厉地批评起他的作品来。他不但尖刻地指出小说中表现力有所欠缺的地方，还说出了许多荒谬的言论，对作品胡乱地指摘一通，完全像出自思想最落伍、心胸最狭隘的作家之口。他问写这样的东西意义何在，那简直不是在批评，而是在彻底否定了，仿佛他是在怀著仇恨儘量抹煞掉先前不由自主產生的印象似的。

    鸿影心灰意冷了。他不想再爭辩什么，感到再待下去也没意义，便起身告辞。卞诗雍也站起来，冷漠地送他出门口，连一句挽留或再次见面的话也没说，便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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