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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直接对方强道，“只买产权清晰的，就是有私产产证的，咱先从南湖东路、中山路四十八巷开始，面积越大越好，只要人家有心思卖，不怕漫天要价，买！”

    这些地方，后世一平涨到近十万。当然，这种便宜自己不占，也是便宜了别人，杨一木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看方强和林芳还在迷糊，杨一木笑着道，“听我的就对了，我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生意？房子用来住不假，但不一定全用来自己住啊？咱们赚的那些钱放家里没利息，埋地下又不安全，哪里有买房子划算，就是光收房租就能回本，你们没瞧见现在物价在涨，房租都在涨？”

    林芳一琢磨道，“你还别说，这物价真在涨，我本来还在想是不是过年的原因，猪都卖6毛了。”

    方强一直都是听杨一木的，自己也懒得动脑子，既然杨一木这么说了，那就只得听安排，“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就带人过去。”

    杨一木又多说了一句，“你自己要是看中了，也可以买几套，别光想着把钱埋在地下。”

    方强应了好，跟林芳打声招呼就走了。

    想着后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杨一木抓紧时间懒惰，睡了吃，吃了睡，转眼就开学了。

    安静一个寒假的校园，终于又热闹了起来，无任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截然两种不同的气氛，有的人挂着脸上抑制不住的激动，有的人趴在桌子上唉声叹气。

    这天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杨一木悠闲地坐在办公室抽烟看报，林芳忽然过来送来一封信，北京邮戳，杨一木一看地址，心里就有数，大概只有张蓉蓉了。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的姑娘，杨一木心里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主要还是尴尬成分居多。

    拆开信封，一行行潇洒的行书跃入眼帘。

    一木：

    见信如晤。

    又是一年春风度，转眼间我来北京已半年有余。每每提笔，却不知从何说起。

    从前在县城读书，后来在市里工作，总觉得省城便是顶大的地方。如今站在未名湖畔，才知天地之广阔，竟让人生出几分惶惑。

    北大的一切都好，只是好得让人心慌。

    图书馆的藏书浩如烟海，穷尽一生也难读完；教学楼里随便一位先生，都是常在报端见到的名家。

    同窗们谈吐不凡，有人自幼在使馆区长大，说起纽约的雪、巴黎的咖啡馆，就像在聊巷口的早点铺子那般稀松平常。

    系里有个上海姑娘，腕上戴着一块精致的电子表，听说要两百多外汇券。她说话时总带着一种我学不来的腔调，把“自行车”说成“脚踏车”，把“不知道”说成“勿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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