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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破曰：人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骨血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吴天之板。五逆不孝，不复过此!

    第三破曰：人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生之体。从诫，唯学不孝。……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以!文章最后结论是：

    寻中原人士，莫下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若言非邪，何以奉佛?（以上《三破论》，详见《弘明集》卷八刘勰《灭惑论》引文）

    在《三破论》中，道士无情地给佛教造谣制罪，说中国人理应奉道，奉佛者必是胡种，对佛教可说是极尽攻击之能事。而它的中心思想，仍然是“夷夏”之辩，扬道抑佛。面对这种对佛教的粗暴攻击，维护佛教者，自然要反驳。

    梁代刘勰首先作《灭惑论》，逐条批驳了《三破论》，明确指出国之衰败不能归咎于佛教，说孝道“由乎心，无系于发，”沙门“弃迹求心”、“知瞬息尽养无济幽灵，学道（佛法之道）拔亲则冥苦永灭，”“权教无方，下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他于该文最后，指出道七《三破论》是“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瞎子妄说自己目明不瞎。”他还比较了佛道高下：“佛法练神，道教练形一，“形器必终”，“神识无穷”（见《弘明集》卷八）。

    僧人玄光，作《辩惑论》，反驳《三破论》，指出道教有“五逆”和二八极”之罪。所谓“五逆”：“禁经上价，是其一逆”，“妄称真道，是其二逆”；“合气释罪，是其三逆”，“挟道作乱，是其四逆”；“章书伐德，是其五逆”。所谓二八极”：“畏鬼带符，妖法之极第一”；“制民课输，欺巧之极第二”；“解厨墓门，不仁之极第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第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第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第六”。玄光以“五逆”、二八极”对“三破”，给以还击。

    沙门僧顺，也著一篇反驳文章，题为《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指出佛为本、道为末，佛优于道。他说：

    释圣得道之宗，彭聃（老子）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显：居道之末者，常称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学，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见目。庄周有云：生者气也，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气（按：《三破论》有云：“道以气为宗，名为得一。”）便当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则子之道，是生灭法，非常住也。……愿子勿言。此真辱矣?

    僧顺驳斥老聃居道之末，是生灭之法，是无常之道，也讽刺了《三破论》的作者。

    梁僧佑编《弘明集》，也“为法御侮”，反对《夷夏论》。他说：“若疑教在戎方，化非华夏者，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非设软以移俗也。昔三皇无为，五帚德化，三王礼制，七国权势，地当诸夏，而世教九变……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孔丘）欲居夷，聃（老聃）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夫以俗圣设教，犹不系于华夏，况佛统大干，岂限化于西域哉?”大意是说，禹出西羌，舜生东夷，不因地贱而弃其圣，所以不应“执地以定教”，而应“设教以栘俗”。

    以上佛、道“夷夏之辩”，是道士的发难，以华夏正统之道，而贬西夷之佛，引起佛教徒的共愤，纷纷致以反驳，大获全胜，佛教赢得了荣誉和社会地位。

    （六）

    佛教至北朝时期，北朝佛教比起南朝佛教，较为动荡纷乱，佛教遭到魏武帚和周武帚的法难，下令灭佛。而北朝其他诸帝还是大力提倡佛教，好佛崇佛，注重佛教各方面的建设，他们不但大事建寺度僧，而且还不惜付出浩大的代价，大规模地去开凿龙门石窟佛像雕刻。然而，魏武帚和周武帚灭佛事件，是道士的煽动，事出有由。

    佛教自东晋以来，由于东晋道安法师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指明了发展佛教要依赖帝王的扶持，佛法方能立足世间，广为流传。此后，佛教同朝廷结合，与帚王保持密切关系，僧人往来于宫廷，结交权贵，甚至一此二帝王拟高僧为国师，大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时至北朝，道士已意识到要同势力强大的佛教抗衡并广布道教教义，必须同皇权结合。于是一些道士便开始巴结帝王，利用皇权来达到灭佛的目的。

    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颇尊奉佛教，经常教请一此高德沙门进宫谈论佛法，以致礼敬。时司徒崔浩，崇信道教，奉行寇谦之开创的新天师道，在太武帝面前，常言道教仙化之说，极言佛教之短，数加诽毁，说佛教虚诞，为世费害。太武帝因对佛教教义本下深悉，在崔浩的劝谏下、煽惑下，遂改信道教，也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寇谦之后来接近太武帚，并成功地使太武帚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一，寇谦之还宣称自辅佐皇帝是天神的命令。道教在寇谦之弘扬下，取得了国教的地位，道教的势力也逐渐增强，就势必要与当时强大的佛教势力相对抗。

    太武帚改信道教后，便讨厌佛教。在崔浩、寇谦之等人策划下，想乘机对佛教进行镇压，毁灭佛法的预谋。公元四四五年，陕西的塞外民族一个名叫盖吴的人发动了叛乱，关中骚乱，太武帝亲自出兵讨伐，直捣长安。长安种麦寺沙门正欲以酒接待皇帝的从官，从官在这所寺院发现弓矢矛盾等武器。太武帚知道后，怀疑该寺与盖吴通谋，在进行严格搜查时又发现酿酒的器具。当时担任军事顾问的崔浩，得知此事甚悦，认为打击佛教的时机已到，便大肆造谣，上奏太武帚说，寺内岂止有酿酒具，还有“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的密室，建议取缔“危世费害—的佛教。于是，太武帝下诏毁灭佛法，诛杀沙门，禁毁佛像，焚烧佛经，又诏令天下悉如长安法，烧寺舍经像，沙门下分少长悉坑之。其诏敕中有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造诣官曹，下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以上均见《魏书·世祖纪下》）。关于灭佛之事件，在《魏书·释老志》也有记载：“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佛的皇帝，也是佛教史上“三武灭佛”中的第一个一武帚”，佛教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损失惨重。

    太武蒂灭佛的幕后策划者是崔浩，太武帚的废佛令起草也是崔浩。此次灭佛，由于太子晃笃信佛教，却暗中相劝，事先已向僧侣们透露了废佛令，所以“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都秘藏。”因此，魏境佛教，并未遭到彻底的毁灭。太武帝灭佛，仅有七、八年时间。后太武蒂崩，文成帝和献文帝相继即位，皆崇信佛教，发出敕令，再兴佛教，建寺造塔度僧，力护佛教。后至孝明帝护持佛教弥笃，佛教隆盛达于极点之时期，远胜前代。但仍有佛、道争论于殿庭之事。孝明蒂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诸法师与道士论议。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昙无最对论。道士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言佛为老子侍者。沙门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谓佛生于老子之前，以驳姜斌无理之说。孝明蒂怒愤姜斌以《老子开天经》之伪书来虚妄惑众，拟处以死刑。西域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方得以赦免。在当时佛教只受挫一时，在其他诸帚的弘持下，佛教很快得复苏。

    道元

    （七）

    佛教发展至北周武帚，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反佛的皇帝，也是佛教史上二二武法难”中的第二个“武”帚。

    周武帚最重儒术，即位后推行《周礼》，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起初，周武帚也与佛教有缘，也建寺造塔度僧，并请僧璋禅师于长安天保寺讲经，武帚亲往聆听，对佛教颇为热心。周武帚后遇道士张宾和还俗沙门卫元嵩对佛教进行抨击，他们上书武帚，说佛教破国害政。武帚曾七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武帚企图通过辩论“独尊儒术”，而存道废佛。因大家争论不休，未能贸然决断。建德二年四月，武帚便命司隶大夫甄鸾调查佛道两教的异同，寻求两者的共同点。甄鸾把调查报告《笑道论》三卷上书武帚，单方面攻击道教的虚淡。武帚大失所望，将书焚毁。后道安（北周时名僧，本姓姚，敕住大中兴寺）献上《二教论》十二篇，详细评论儒、道、佛三教的优劣，破斥道教十分剧烈。《二教论》把佛教称为内教，是练心之术：把儒家称为外教，是救形之术，两者虽都不可缺，但以佛教为高。道安认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一“若通论内外，则该彼华夷：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外。”至于道教，道安认为是依附于儒家的一个旁枝，十分鄙陋，根本没有甚么价值。道安说：“释典茫茫，该罗二谛：儒宗硌硌，总括九流，”道教只是依附于儒的支脉，“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一总之，儒、道皆不及佛教，道安说：因“推色尽于极微，老于之未辩；究心穷于生灭，宣尼又所未言。”周武帚“初览安论，通问僚宰，文据卓然，莫敢排斥”（见《续高僧传·道安传》）。因此，武帚只得下决心用强制的手段排斥佛教，认为“儒道二教国所常遵，佛为外国新来之教。”于建德二年（公元五七三）“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蒂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见《周书》卷五《武帚纪上》）。三教位次排列，儒居首位，道在佛先，但周武帚并未下令废佛。“道在佛先”之说，在后来武帝同废佛道而淹没。

    建德三年四月，武帚又召集僧侣、道士辩论，令道士张宾责难佛教，促其立决，结果反被僧人智炫驳得哑口无言，理尽辞穷，无以论辩。下仅如此，智炫甚至攻击了武帝的妄为，武帚大怒，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下诏废除佛道两教。于是熔毁佛像，焚烧经典，四万余座寺庙充作王公私邸，三百万僧尼还俗以充军民。同年六月二十九日，武帚在都城长安别立通道观，招道佛名德者一百二十人居住，令皆著衣冠笏履，旨在以道为主，佛教附属之，由官吏管辖。这次佛道斗争，两败俱伤。

    在这次佛道斗争中，僧人冒死抗争，力攻道教，佛道之争益甚。如僧耐著《十八条难道章》一卷，又作《释老子化胡传》一卷，并陈述道教诸说虚伪。僧猛法师亲自诣阙，躬抗帝旨，言颇激切。静蔼法师谒帚直陈，论辩不屈，终被逐出宫外而自杀身亡。道积法师见帝不纳谏言，与其他僧侣七人，相率饿死。这种为法捐躯之精神，可歌可泣，实为感人。

    建德六年，周武帚攻灭北齐，在北齐境内欲推行废佛令。在此之时，佛徒纷纷抗议。周武帚召集僧人赴殿，灭佛的理由是：儒教六经弘礼义忠孝，于世有益，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故废之。于是僧众五百默然无声，慑于王威，俯首垂泪。时高僧慧远挺身抗议周武帚灭佛，他利用佛儒的共同点，批驳周武帚存儒毁佛之举不仅是废佛，也是废儒，他说：二二教同废，将何以治国?”进而驳辩，厉声而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下怖?一武帚勃然大怒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何辞地狱诸苦。一慧远又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以上见《广弘明集》卷一O《辩惑论》第二之六《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武帚辞屈。

    北齐沙门任道林，也冒死进殿与武帚辩论毁佛一事。任道林认为佛教已兴五百载，下应顿废，并且佛教“树德恩隆天地，受道广利无边，见奇则神通自在，布化则万国同归，救度则怨亲等济”，“慧照古今，智穷万物。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下治，国国行此，则兵戈无用。”又说：“国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兴毁何关于法，”反对国运不昌，政治**归咎于佛教的谬论。他还指出佛教的兴废是相互转化，是一种规律，也不因为你武帚的废佛，佛教就此而毁灭。所以任道林说：“佛不自佛，唯王能兴，”“佛之成毁，功归圣旨。道有兴废，义无恒久：法有隐显，理难常存。比来已废，义无即行，休断既久，兴期次及，一从而得出“兴废更迭，理自应机一的佛教兴废交替的历史结论。任道林与周武帚对面交论二十余日，前后辩论七十次，企图阻止武帚废佛。但终没有挽回帚意，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见《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帚除佛法诏》）。

    周武帝灭北齐不致一年即崩，宣、静三帝继位，复兴佛法，并下诏指出先帚惑于异论，以释道为无益，废而不立，其举大错。周武帚法难为期虽短，但佛教损失重大，令佛徒心酸。

    （八）

    佛教至隋唐，由于诸宗并兴，高僧辈出，帝王和权臣皆佞佛尤甚，是佛教发展的最盛时期，史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一但在唐代，佛、道的先后问题争议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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