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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儒、道两教也相应有所发展。因为唐朝帝王姓李，认为是老子李聃的后裔，道士们也就纷纷利用李唐与老子同姓的关系，把老子同唐室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到帚室的保护，才提倡道教，改北朝周武帚所谓的“先儒次道后释”三教教的席次，重新订定：先老次孔后释、凡有斋供行立讲论时道士女冠皆应在僧尼之一刚。

    唐初，高祖李渊即位为帚，立寺造像，设斋行道，祀佛求福。武德二年（621），于京师立十大德，统摄僧尼。武德四年，崇信道教的太史令传奕上表反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下事二亲，专行十恶”，请求罢废。其时护法首领法琳，作《破邪论》以弹奕疏，多方申辩，高祖对传奕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下忠下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下察根源，信其矫诈。……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旧唐书》卷七九《传奕传》）于是，道士们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评击。武德八年，高祖诏叙三教辩论先后，高祖以老子李聃为祖先，故尊崇道教，定老先、儒次、佛后之次序。他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集古今佛道论衡》）。

    当时，佛教护法者抗议传奕上疏的十一条之《上废省佛僧表》，也抗议道士的邪说。因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帮助奕攻击佛教，猜忌佛法，恒加讪谤；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大肆诽谤佛教沙门。法琳法师著《破邪论》、《辩正论》驳之，指摘道教的“虚妄”。明概作《决对论》，破傅奕十一条中的前八条。儒家李师政也写《内德论》，反驳传奕之说。沙门慧净、道岳、法常、智实等人与李仲卿等道士齐集宫内对辩大论战，使道士瞠目结舌，无言以答，闭口而退。其中智实为护佛法，誓死如归，再三上表谏之，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敕令还俗，处以流罪，其他沙门谕以背命也被处罪，此乃蒂命难违。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高祖退位，唐太宗李世民摄政。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情深护持佛教，一改先王之法，他建寺度僧，广施佛经：战地建寺，为殒身戎阵的义士、凶徒，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变炎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一：迎请高僧玄奘回国，一见倾心，大加赏识，助其译经，建造经院，礼遇甚厚，推崇备至。佛教至此大昌寰宇，大行于世。

    唐太宗也是位笃信佛教的皇帝，但在佛、道先后的问题上，却把道教列于佛教之上。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二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曰：“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一（《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或《全唐文》卷六均有）。究其原因，太宗则说：一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李聃），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同上）。大意是说，道教之祖是老子，老子也是姓李，是朕的始祖，朕乃老子的后裔，况且国运昌盛，天下安定，有赖于老子的道德、无为之功用，因此之故，因太宗下诏宣布“道在佛先”，承其先王高祖之说。尽管如此，佛教在唐朝的势力比道教大得多。

    唐太宗李世民宣布：道士可在僧尼之前，为防止僧侣们的异议和共愤，于贞观十五年二八四一）五月十四日，屈万乘之尊，躬幸弘福寺，召集佛教大德高僧五人，一起叙话，太宗坦露自己列“道在佛先”的心怀时说：“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师等大应恨恨!”由此观之，唐太宗对佛教十分推崇，佛优于道，世所共知，太宗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因“尊祖重亲”，故列“道在佛先”，借以抬高李家氏族。

    时弘福寺寺主道懿奉对而曰：“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诏旨行下，咸大欢喜，岂敢恨恨!”作为寺主在皇权威慑之下，只得谄媚逢迎。

    于是，太宗曰：“……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皈依。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应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二以上均见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事后，法琳法师认为“道在佛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是一大耻辱，佛教地位受挫，“事可辱，孰不可辱!一强烈抗议，僧辱即佛辱，力护佛教，置生死于度外，引起了一场风波，史称“法琳事件一。

    法琳就唐太宗李世民的李氏远祖进行了历史研究和考证。考证结果，“李”姓“远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代北李”，即拓拔氏（法琳说，“拓拔达阁”，唐言李氏）：另一个是“陇西李”，就是“老聃之李”。法琳还考证出，老聃的父亲，名叫一韩虔”（“寒蹇”的谐音），字二兀卑”（原来很卑下），是一位只眼、跛脚、没有耳朵的残废者，无法劳作，只得过着乞讨于四方的乞丐生活，极为困苦，时至七十二岁仍无钱取妻，后来和邻居家的一个女仆私通，才生下了老聃，因为是在“李树”下生养的，为纪念故，以李树为姓，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法琳把考证的结果告诉唐太宗李世民，指出陛下的远祖是“代北李”，而不是“陇西李”，可是你陛下却“弃代北一而“认陇西”，这是错误的。如法琳在论辩中说：

    “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阁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鍮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一唐太宗听后，勃然大怒曰：

    “朕闻，周之同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古。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擢发数罪，比此犹轻：尽竹书愆，方斯未拟!”（见唐太宗《诘沙门法琳诏》、彦惊《唐护法沙门法琳别》、道惊《集古今佛道论衡》均有）

    唐太宗以法琳“诽毁我祖弥，谤黩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下恕!”（同上）而把法琳抓起来，下狱治罪，拟以判处死刑。七日后，太宗复敕问法琳，法琳答曰：“琳所著《辩正》，爱与书史符同。一句参差，甘从斧铁。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见《法琳别传》）。于是，太宗卒免其死，流放蜀部，于道中卒，终年六十九岁。

    （九）

    至高宗、中宗、睿宗皆崇佛奸佛。如高宗李治在佛、道先后的问题上，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一改太宗‘道在佛先’的主张，于上元元年：八七四）乃敕令改正：“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上、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全唐文》）。佛道以东、西为序，而无先后之分，佛、道的关系趋于缓和。

    至睿宗时，他采取了比高宗更为折衷调和的办法，主张佛、道平等。他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因而他于景云二年（七二）下诏规定：“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均见《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另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睿宗《僧道齐行、并进制》）佛道不分先后，也无东西，僧道齐行并进、并驾齐驱。

    （十）

    佛教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以来，直至唐朝，在数百年之中，佛、道互争不绝，争高下、争先后。尤其是佛道先后争论不休，无法定论。至唐武则天之世，佛、道先后之争方告结束。佛道先后之定论为：佛在道先，成为历史定论。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她十四岁，被太宗选进宫中做“才女一，受到宠幸。太宗崩后，她出家修学佛法。不久，又被高宗召进宫中。她于六五五年起开始参与朝政，六六零年掌握政权，六九零年正式即位称圣神皇帝。她选拔贤才，任人唯贤，先后任用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政治家担任宰相，治理国事，由于君明臣贤，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正式做女皇只有二十几年），国家出现了升平安定的景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不是带有历史偏见的史学家们所评论的那样残忍无道的女皇帝。

    武则天因自幼熏染佛法，奉佛精进，在唐代诸帚中，她是一位虔诚的崇佛者，大力护持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期间，她“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年”（《新唐书》），亲自恭请南印沙门菩提流支和于阗国沙门提云般若、实叉难陀，还有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从事译经事业。她诏令禅宗高僧神秀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微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使禅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她亲自主持《华严经》八十卷本的翻译工作，派人前去于阗取来梵本《华严》，请实叉难陀担任主译，并请菩提流支、义净、复礼、法藏等人参加助译，使八十卷《华严经》才翻译出来，还御制《序》文。她在《序》中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者，斯乃诸佛之密藏，如来之性海，……朕……亲受笔削，敬译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全唐文》）为华严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关于武则天的崇佛活动，不胜枚举，为唐代佛教达于极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佛、道先后问题上，武则天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此时，道教徒自知失势，有些则弃道当僧，崇佛之风兴起。佛教在政治上、宗教上取得了最高地位，大获全胜。

    武则天于“天授二年：**一），……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侩、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见《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又《资治通鉴》对此事也有记载：“……夏，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至叩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武则天的《释教在道法之上制》的全文是：“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软化，宏五戒以训人，爱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虽实际如如，理忘于先后；翘心恳恳，畏展于劲诚。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皈依，极群生以回向。布告遐迩，知朕意焉。二见《全唐文》）在《制》文中，武则天以女王承正，威伏天下，以定乾坤，诏示天下，从此已后，释教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一刚。

    由于武则天以“释家治化”，“驭一境而教化，宏五戒以训人”，“令释教在道法之上，侩、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一至此“佛在道先”已成定论，一直演用至今。儒家位居首席，释家次之，道家末后，即“儒释道”三教秩序之称谓是也。

    如今，我国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在谈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儒、释、道”三教之顺序排列，已成为习惯性称谓，已顺理成章，未赏变也。这也就说明了“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所作的贡献和影响，以及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理应儒教第一，释教第二，道教第三，这是历史事实。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远超道教，“佛在道先”无愧于历史事实，也无愧于自身的伟大。俗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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