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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十六年七月，长安暑气正盛。

    两仪殿传出的一道诏令，让李承乾的心绪不宁。

    诏令内容简明扼要，甚至在大唐绝大多数臣工看来，理所应当，无可指摘。

    “隋季政衰，徭役繁剧，民有自折肢体以避其役者，谓之‘福手’、‘福足’。此风相沿，至今未绝，实乃前朝弊政遗毒，亦为国法纲纪所不容。自今以后，有此自伤残害者，据律加罪，其赋役依旧不得免除！”

    诏令由中书省颁行天下，措辞严厉，意在彻底剜除前隋留下的这颗毒瘤，维护国家赋役制度的严肃性。

    强化朝廷对地方、对编户齐民的掌控力。

    消息传至东宫显德殿时，李承乾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淮南道劝课农桑的奏报。

    宦官将那抄录的诏令文书恭敬地呈上时，他起初并未在意，只当是寻常政令通传。

    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福手”、“福足”那几个刺眼的字眼，以及“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冰冷结论时，捏着奏报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

    殿内放置了冰鉴，丝丝凉气驱散着暑热，但李承乾却感到一股莫名的燥郁自心底升起，堵在胸口，无处宣泄。

    他挥退了殿内侍立的宫人，独自对着那份诏令副本，久久沉默。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数月前山东之行所见所闻。

    那些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户，那些在田埂间佝偻着身躯、与天争食的黔首……

    他们缴纳租调，他们服着徭役，他们是支撑起这大唐盛世最卑微、却也最不可或缺的基石。

    而“福手”、“福足”，这个听起来带着一丝荒诞讽刺意味的称呼，背后是多少走投无路的绝望，才会让人选择用自残肢体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换取一丝喘息之机，去祈求那虚无缥缈的“福”？

    父皇这道诏令，站在朝廷的角度，站在维护法度纲纪的立场，有错吗？

    似乎没有。

    此风确属前朝恶习，若不严禁，人人效仿，国家赋役根基动摇，还谈何征伐四方、营建宫室、治理水患？

    朝廷的威严何在？

    那些御史、那些部省堂官，乃至天下绝大多数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官员，恐怕都会称颂父皇圣明，果断剜除痼疾，彰显朝廷威仪，维护纲常秩序。

    可李承乾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李逸尘提及的“阶级”之分，那些居于庙堂之高者，与身处江湖之远的黎庶，他们所思所想，所苦所乐，竟是如此的天差地别。

    在朝臣们眼中，“福手福足”是刁民逃避王法的恶习，是必须用律法严惩的罪行。

    但在那些被迫举起斧凿砍向自己手脚的百姓眼中，这或许是他们能想到的、对抗沉重徭役的唯一、也是最惨烈的方式。

    朝廷要的是秩序，是赋役。

    百姓要的，仅仅是活下去。

    父皇看到了秩序的破坏，看到了赋役的流失，所以他下诏严禁，用律法来维系这一切。

    这似乎是帝王理所当然的责任。

    可李承乾却忍不住去想：为什么会有“福手福足”？

    为什么前朝有，本朝依旧未能禁绝？

    甚至需要父皇专门下诏来重申、来加重惩罚？

    难道仅仅是因为百姓愚昧、畏役如虎吗？

    父皇常自比尧舜，以“轻徭薄赋”自诩，贞观以来，也确曾多次减免赋税，暂停徭役，以示休养生息。

    然而，“轻徭”终究不是“无徭”。

    父皇似乎从未觉得，这徭役制度本身，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他只是在“度”上进行调控，宽严相济，如同驾驭烈马，时而松缰，时而紧勒。

    一种混杂着怜悯、困惑、以及一丝对父皇决策本能质疑的复杂情绪，在他心中翻腾。

    他发现自己自从病中醒来，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接受这道“英明”的诏令。

    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厘清思绪，需要那双能看透事物表象的眼睛。

    “传李逸尘。”李承乾的声音在空寂的大殿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孤要单独见他。”

    片刻之后，李逸尘奉召而至。

    他身着司议郎的浅青官袍，步履沉稳，进入殿内，依礼参拜。

    “臣李逸尘，参见殿下。”

    “先生免礼，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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